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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60周年校庆 | 艰难岁月的执着守望——记人民教育家、广东民族学院第二任党委书记汪达之

发布者:党委宣传部    [发表时间]:2017-10-24

 

人民教育家汪达之是学院搬迁海南后的主要领导人,1961年7月担任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1962年3月至1965年1月担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在艰难岁月中,他团结带领全院师生励精图治,为学院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句名言,表达了一种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很少有人知道这句座右铭的出处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1929年6月6日,苏北淮安新安小学创办开学,由陶行知担任校长,这是一所真正的乡村小学,在这里践行着陶行知先生改革中国教育、普及乡村教育的教育理论。1930年春,27岁的汪达之受陶行知的委派,到苏北淮安接任原由陶知知兼任的新安小学校长职务。在汪达之的主持下,新安小学按照“生活教育”的理论,从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造旧教育,探索新教育,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在新安小学,学生不缴学费,教师不拿薪水,学校的开支除了由陶行知汇来的50块银洋“基本金”外,全靠师生自己手工编织和种蔬菜等得来的一点点收入维持运转。后来,陶行知一度遭蒋介石通缉,亡命海外,全校师生面临食不果腹的威胁。

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校长汪达之将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拿到淮阴当铺典当,用当衣服的钱买米熬粥来缓解师生们的饥饿,继续维持着学校正常教学。当陶行知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问候:“知道你们用一件大衣跑了30里路当不得两元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的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并亲笔题诗相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高度赞誉汪达之等新安教师,勉励汪达之和全校教师继续坚持下去,把学校办好,把教育办好。此后,新安小学在汪达之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坚持了两年,才有后来闻名全国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小学自助旅行团。

今天,这句赞誉以汪达之为首的新安学校教师献身精神的题词,已成为各行各业无私奉献、恪守职业道德的警句名言。

 

组织领导“新安旅行团”

 

1935年10月10日清晨,淮安西门外运河码头秋意迷蒙、细雨缤纷。这一天,是新安旅行团成立日子。整装待发的15名团员中,除了校长汪达之任顾问、团长外,其余都是10多岁的少年:曾兆寿,12岁;左义华,13岁;程昌林,16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这群身穿白色衬衣,蓝色工装裤,肩背挎包,脚穿草鞋的新安旅行团员们,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迎着黎明的曙光,乘坐淮安西门外的运河小轮船,踏上征程。

“新旅”一路行走,在物质上节衣缩食、自给自足,辗转四方极力宣扬抗日主张,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就这样坚持下来,年复一年。南京、上海、北京、武汉、桂林……新安旅行团所到之处留下了稚气却庄严的疾呼。

尽管一路上遭遇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冷漠和刁难,“新旅”却在艰难挣扎求存中迅速壮大着影响,到了1941年,团员已有300余人,遍布全国。接着,“皖南事变”导致时局恶化,国民党特务逮捕进步人员的黑名单中,新安旅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张平赫然在列。

1941年春,新安旅行团团员三五人一批,经过湛江、香港、上海撤退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就这样,汪达之带领新安旅行团历时17年,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区,行程5万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突破国民党夏对派的重重刁难、打击和迫害,自力更生,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他们的壮举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高度赞扬,在中国青少年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旅”写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1946年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鼓励汪达之和新旅“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1941年12月,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说:“汪达之同志是我们党外优秀的布尔什维克。”1944年,42岁的汪达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宣传抗日,到参加解放战争,及至解放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旅”最终于1952年并入“上海歌剧院”,汪达之领导的新安旅行团谱写了少年儿童入世修学的一个时代传奇。

为了更好地宣传新旅的爱国事迹,弘扬新旅的爱国精神,2005年10月10日,新落成的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宋平、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累计接待社会各界人士超过10万人。如今,“新旅”历史纪念馆被中宣部、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命名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从北京到五指山腹地

 

1961年6月,学院根据省委压缩城市人口的指示,从广州搬迁到海南通什办学。至当年9月,迁校工作基本完成。学院地处五指山腹地,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办学环境、条件异常艰苦,一切百废待兴。

就在这时,担任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汪达之毅然决然放弃在首都北京的优越条件,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广东民族学院任职,1961年7月,他担任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1962年3月至1965年1月担任学院党委书记。

面对破旧简易的校舍,面临教师流失、食品匮乏等困难,汪达之毫不退缩,他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学院的条件再艰苦也比当年的新安小学强多了。在担任学院主要领导期间,汪达之团结带领全院师生励精图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好迁校后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鼓励教职工扎根山区,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地区培养建设人才做贡献。

他组织制订学院1961—1972年发展规划,并根据学院发展实际和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人才的需要,首次提出设置两年制专科的设想。在他的倡导下,学院成立院务委员会,负责学院行政事务,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教学上,汪达之探索改革政治教学培训内容,将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分成两部分:一是伟大祖国和党的民族政策,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第二部分中增设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若干专题。希望通过这些课题,提高学员的思想政策水平。他重视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经常深入学生班级听课,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汪达之努力下,学院先后开办了少数民族普通话培训班、民族干部培训班。在生活上,他率先垂范,发扬自力更生办学精神,动员并带领学院老师、学生上山挑粮,解决师生吃饭问题,又主动与毗邻学院的保亭县屠宰场协商,操心师生的吃肉问题,努力改善学院师生生活水平。

汪达之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原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杨先润向笔者追忆他难忘的一件往事:1962年,杨先润刚分配到学院当物理老师不久,课余时间喜欢摆弄无线电,当时学院所在地通什镇落后闭塞,有些无线电器材,必须到海口才能买到,而青年教师收入偏低,无论是到海口的车费,还是购买无线电器材的费用都是一笔很大开支。汪达之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多次主动掏腰包帮杨老师购买前往海口的车票,还送上购买器材的钱。

“当年汪达之书记是孤身一人主动要求到海南工作,家属留在北京,足见他献身教育事业的义无反顾。”“他每逢外出开会,经常叫我住在他宿舍,对青年教师关怀备至。”杨先润老师陷入回忆,久久不能平静。

1963年至1966年,我国城乡开展一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称“四清”,城市称为“五反”,后统称“四清”运动),学院也被卷入运动的漩涡之中。汪达之遭到了诬陷、迫害和挨批被斗,肋骨都被打断两根,身心受到很大摧残。1965年1月,他被免去学院党委书记职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批示为他平反昭雪。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人民的教育家,汪达之亲历新中国教育由无到有、到弱小到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无论是在新安小学任职、组织新安旅行团,还是到解放区出任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校长、华中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直到建国后出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调到教育部任师范教育司专员、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再出任广东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他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在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学术界对汪达之、对汪达之组织的“新旅”以及对汪达之教育思想均有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发表一批传记、专著、学术论文,其中,《新安师魂——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2014年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真实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坎坷而又光辉的一生,而《汪达之教育文集》(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则全面反映汪达之教育思想和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汪达之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思结合,着重观念”,他重视对学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教育。他精心组织的新安旅行团,就是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践。吴瀚在《难忘汪达之同志》一文中指出:“汪达之同志在新旅的思想教育中,最基本的一个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觉悟,引导学生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道路。”在汪达之亲自制定的教学计划中,他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教育,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把科学教育,尊敬父母、孝敬老人教育,艰苦朴素、珍惜劳动成果教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教育列入教学内容,作为学生必修或修选的内容,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是“全面发展,技能优先”,他主张和提倡学生全面发展。在新安小学时期,他不仅重视学生智力和知识的培养,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也重视对学生进行唱歌、绘画、表演、音乐、电影、曲艺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广东民族学院,汪达之重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将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经常组织学院学生到农村农场实地考察,着力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无论是1951年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复校办学,还是广东民族学院迁校海南,两所学校都面临办学条件简陋,办学经费紧张的困难,汪达之主张勤俭办学,劳动建校,在晓庄校园“盖起了几座茅草棚,作为学生饭厅;又自己打井,解决饮水问题;自己种菜、养猪,改善伙食;还自己铺路栽树,美化校园。” 在广东民族学院,他带领师生上山挑粮,帮助屠宰厂改善经营,扩大生产,学院“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顺利渡过了难关。(均引自《新安师魂——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

三是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实行“教学做”合一。汪达之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影响,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创立了有自己烙印的综合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中,汪达之非常重视让学生在社会中接受教育,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锻炼提高综合职业技能。任职教育部以后,他这种思想更趋成熟。在汪达之看来,“综合技术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实行的一部分”,“我们国家的青年,都要做生产建设的主人。对学生开展丰富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历史任务,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这是“事关党与国家教育事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所以,他勇敢地“就我国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向教育部党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议。”(均引自《汪达之教育文集》),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汪达之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学院决定为汪达之同志立塑像

 

在学院迎来建校60周年之际,学院党委决定在校园里建立著名老一辈革命家、学院首任院长罗明塑像和人民教育家、学院第二任党委书记汪达之塑像,这无疑是我院校园的一道人文景观,将有助于师生深入了解学院60年办学历程,深刻理解感悟学院传统精神和大学精神,激发广大师生爱国爱校情怀,激励广大师生为把学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技术师范大学而奋斗。

学院党委书记陈韶指出,陶行知赞誉汪达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要学习汪达之同志这颗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对民族的赤诚之心,对教育的忠诚之心,对学生的仁爱之心。我们要学习他一心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凝聚起学院建设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学院各项事业更上新台阶。